“崖山之后无中国”说是怎么来的？元朝建立后中国便真的灭亡了？

2017-10-24 03:59:29    1743次浏览

在公元1279年的崖山海战中，南宋残军悉数被蒙元军队歼灭，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赵昺投海殉国。与此同时，追随小朝廷的十万军民为免于羞辱，相继跳海自杀，场面之悲壮，真可谓“天地同悲，日月同泣”！随着崖山海战的结束，大宋帝国覆灭，蒙元混一南北，中国在历史上次由少数民族政权进行统治。这一重大变故对汉族士大夫刺激极深，常常被他们视为中国亡国的标志，这也是“崖山之后无中国”一说的雏形。

崖山海战后，大宋帝国正式覆亡

满清入关后，明朝遗民便有用宋元鼎革指代明清易代的习惯，“崖山”一词频频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而“崖山之后无中国”说早便正式见诸于明末大文学家钱谦益的《后秋兴之十三》这首诗中的首句：“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全诗以崖山海战比喻南明的败亡，以宋元鼎革指代明清易代，调子极为沉痛。如果按照诗句的表面意思来分析，那么崖山之后，中国的历史便已经终结。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什么是“中国”？

什么是中国？从地理概念上讲，是指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这个地域在历史上发生过或大或小的变化，但主体地区却保持着稳定；从民族构成上来讲，是指以汉族为主体，包含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个大集合；而从文明上来讲，则是指以汉族文化为主的文化圈，其他民族的文化多多少少呈现向汉族文化靠拢的现象。

元朝及蒙古四大汗国地图

宋亡之后，中国在地理概念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呈现扩张之势；在民族构成上来看，汉族的主体地位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在社会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那么，在地理和民族构成这两方面都未发生实质变化的情况下，“崖山之后无中国”说中的“中国”概念，显然指向的是文明概念，即中华文明遭到灭绝或破坏。无疑，中华文明的主流和核心是汉文化，那么在蒙元统治时期，汉文化是否遭到过遭到灭绝或破坏呢？

元朝当局对“中国”及汉文化的认同

忽必烈在元朝正式建立前后，对汉文化的认同感很强，这在众多史料中是有史可稽的。比如国号“元”便是取自于《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一句，而元朝当局还以“五帝三王”的继承者自居，公开视自己为中国的王朝。其实，不仅元朝当局自认为是中国的正统王朝，即使连取代他们的明朝也不否认。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即位诏中便说：“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

忽必烈汉化程度很高，并竭力保护汉文化

不仅如此，元世祖的汉化程度还比较高，周围也有一大批汉族士人为其效力，这些士人竭尽所能的劝说忽必烈要尊重、延续、发扬汉文化，并且其建议大都得到认可，这从元当局对孔子地位的尊重及祭孔大典的延续等方面得到进一步证实。不仅如此，汉文化还深深熏陶了蒙古族统治者，使得帝国的集团呈现日益汉化的倾向。当然，仅仅允许一种文化存在还不够，发展更加重要，我们接下来看看汉文化在元朝的发展情况。

汉文化在元朝的兴盛

史料一：《元史·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一》序言中说：“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可见，随着汉族中国政权的短暂覆亡，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随之枯萎、断层，反而仍保持生机勃勃的态势，呈延续发展之势。

元朝大文学家、散曲家贯云石是畏兀儿人

史料二：《元朝名臣史略·平章廉文正王（廉希宪）》记载：“王名希宪（廉希宪死后追封恒阳王）…公于书嗜好尤笃，虽食息之间，未尝去手。一日方读《孟子》，闻急召，因怀以进，上问‘何书？’对曰‘《孟子》。’上问其说谓何，公以‘性善义利之分，爱牛之心，扩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为对，上善其说，目为廉孟子”。可见不光是蒙古人中有很多学习汉文化，连色目人中也有仰慕学习汉文化的，并且素养极深。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汉文化在不仅在主体民族汉族中得到了延续和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其影响还扩展到更多的民族中去，比如蒙古族、色目人等都愿意接受汉文化的教育。

近代学者的观点

说到元朝时期汉文化的发展情况，学者陈垣曾在《元西域人华化考》里提到，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效仿，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则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

元朝时期的色目人在学习汉文化

陈先生同时指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西纪1260年至1360年之中国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可见近代中国学者，对于元朝文化的盛况还是颇为认可和赞赏的。

“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实质

“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实质其实是一种狭隘的汉民族史观，它代表的是一群汉族士大夫对汉族政权覆亡的一种哀叹，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视为“正统”断绝和文化断层的象征。在他们眼中，所谓的“中国”必然指的是汉族政权，认为只有这种性质的政权才能代表中国，延续汉文化。一旦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起来，便意味着汉文化的灭绝与野蛮文明的兴起。这种论调属于明显的偷换概念型，从元朝时期汉文化发展情况来分析，实属不值一驳。

统一中国的秦，长期以来被中原视为夷翟

更可况，以统治者的民族成分来界定“中国”的存亡，也是一件非常幼稚与危险的事情，容易陷入自相矛盾的认知之中。因为个统一的王朝-秦，极有可能便不是汉人，而是西戎人。而即使把秦的祖先牵强到华夏族（汉人的前身），那么它在长时间以内，还是不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史记》当中明明白白的提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见《史记·秦本纪》）。

如果引用狭隘的汉民族主义的观点，“夷翟”之秦统一中国的同时，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灭亡呢？那我们岂不是早在2000多年之间便已亡国？还有后世的北朝时代（鲜卑族）、隋唐（较多鲜卑血统）、五代之唐晋汉三朝（沙陀人）、辽（契丹人）、金（女真人），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又该属于那种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