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三年八月一天深夜，养心殿的御案上摆放了两道六百里加急奏折，一份是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另一份是云贵总督杨名时的。雍正知道，在这两个奏折的背后，延伸出帝国未来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以杨名时、查弼纳、裴度、张楷等为代表的保守派；一条是以田文镜、李卫、杨文乾等为代表的改革派。

田文镜和李卫是雍正朝的红人，大家都很熟悉，因此就不多介绍了。而杨名时同样是当时名扬天下的封疆大吏，他是人人称道的“清官”，这位雍正年间的旷世大儒，是被天下学子朝拜的理学领袖。年轻治学时，在酷热的三伏天里他仍手不释卷，以至于身上的白衣被汗渍染成浅皂色。

在云南任职期间，杨名时还千方百计地革除雍正“摊丁入亩”等政策的内在弊端，实实在在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云南一度水患，百姓流离失所。杨名时绞尽脑汁，从盐商那里借了银两，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雍正帝的理政风格是雷厉风行，而杨名时的风格则是春雨润物。雍正刚劲的政令每每到了杨名时的辖区就会被分解、柔化，杨名时却因此得到了百姓的赞誉。

在民间自古就崇尚清官，从包拯到海瑞，百姓们在心里头一直描绘着一位操守廉洁、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完美形象；在知识分子心里头，从颜回到朱熹，士人们有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

当雍正看到田文镜和杨名时的奏折后，深深陷入沉思，一个月后，雍正重新调整朝纲，希望为大清后二百年的吏治奠基。他发表了长篇谕旨，把保守派与改革派的督抚们列出名单，赞扬田文镜为首的“能臣”，攻击杨名时为首的“清官”。

杨名时在云南从政七年，仅参劾过一位进士出身的知县，这正好成为雍正的靶子。雍正曾表示：“那些封疆大吏为了图宽大仁慈之名，沽去安静之誉，对贪官庇护之，对强绅宽假之，对地棍土豪则姑容之，对巨盗积贼则疏纵之，这样会使天下百姓暗中受其荼毒，无可控诉。”雍正把杨名时等五位保守派督抚，看成是孔子口中的“乡愿”，即“德之贼也”。

五位被批判的督抚中，只有杨名时一人还击了。他上书雍正帝，用周密的理学思维，旁敲侧击地批评了雍正推崇的田文镜、李卫等“能臣”。自此，雍正与杨名时的辩论升格为路线斗争。朝廷中众多朝臣还没有意识到，这次辩论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前，政府关于执政方针最典型的一次辩论。

雍正想撕破杨名时的理学伪装，把他代表的名儒集团彻底妖魔化。就在这个当口，曾任云南布政使的李卫呈上一个奏折，罗织出杨名时的“四大罪状”。雍正马上选派钦差大臣朱纲南下云南，务必扒下杨名时假道学的画皮。

贪功心切的朱纲很快发现，这“四大罪状”纯属子虚乌有，当雍正降旨要杨名时供认“巧诈居心”时，杨名时宁死不屈。朱纲欲用刑讯逼供，新继任的云贵总督鄂尔泰斥责朱纲说：“你见过岳飞雕像前跪了几百年的秦桧吗？”

此时，雍正操纵的杨名时案迷失了方向。如果因为几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杀死杨名时，有失帝王的风度与襟怀，更为成全杨名时“清廉而终”的大儒名望；如果继续审讯羞辱，却也不能摧毁杨名时坚守的道德底线，而且还会牵扯出李卫、原云贵总督高其倬等宠臣的一连串贪污案。

最终，雍正意味深长地说：“杨名时一案，要等到云贵官僚的贪污案清结之后，再降谕旨。”在此案中杨名时虽然是获胜了，但他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终雍正一朝，一直戴罪云南，成为了一介布衣。

乾隆即位后，这位被雍正冤枉的封疆大吏终于苦尽甘来，以其诚朴端方被诏赴京，加礼部尚书衔兼国子监祭酒，并兼值上书房南书房。乾隆二年（1737年）杨名时病故，赠太子太傅，入贤良祠，赐谥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