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红军将领的死为何引发1958年两位老帅矛盾

2017-12-15 01:07:04    938次浏览

1958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刘伯承的教条主义“错误”时，彭德怀元帅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他指的就是余天云。

由于路线斗争和年代的久远，加之当事人回忆的不一，关于余天云的死因变得扑朔迷离，说法不一。

早对余天云死因作出结论的是张国焘，认为余天云死于心理的脆弱。余天云的死，震动了全军。张国焘次承认，“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但他又很伤心，毕竟余天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埋葬余天云时，张国焘讲了话。他首先痛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说余天云曾几次负伤，不惜个人牺牲来为革命争取胜利。然后，张国焘又强调指出，自杀行为是不对的，“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国焘认为余天云是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差而导致自杀的。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主要原因。

对余天云死因第二次作出结论则是在西路军失败，特别是张国焘叛变以后，认为余天云死于张国焘的迫害。一部分人由于“左”倾观念比较严重，把余天云塑造成“反对南下”和反对“另立中央”的英雄，说余天云军长对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一向很反感；因为后来红军大学政委何畏也离开了红军，于是何畏这个小人打小报告诬告，张国焘把余天云当作“犯人”，后导致余天云死亡。在这种论调的支持下，余天云在1945年七大召开时获得了平反，还被授予烈士称号。应该说，余天云授予烈士是可以的，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毕竟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如果是因为“反张国焘”之说而被评为烈士，则显得有点狭隘，余天云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完全认清张国焘的错误，说他是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英雄有点拔高之嫌。

余天云死因的第三个结论和刘伯承元帅有关，这种观点认为是刘伯承间接地害死了余天云。1958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刘伯承的教条主义“错误”时，彭德怀元帅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他指的就是余天云。好在余天云只是张国焘的爱将，而且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只是淡淡“唔”了一声，说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这个事也就没有再多追究。刘伯承逼死余天云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作为校长的刘伯承批评余天云的行为是正常的。

近年来，关于余天云的死因，又逐渐集中到张国焘身上来。据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办公室主任张崇鱼采访记载：余天云有个堂弟叫余天生，192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曾担任过桂林军分区副司令。1997年8月24日余天生接受采访时，为余天云抱屈，认为余天云是因为战功显赫，所以被人嫉妒，受张国焘打击迫害，撤去军长职务。胡奇才将军也赞成这个观点。他说：余天云“个性强，脾气急躁，常冲撞张国焘。余天云自杀是张国焘迫害所致。当时已负伤的余天云不满张国焘对他的处置，过丹巴马河铁索桥时，就势从担架上往桥下一滚，掉下了滔滔急流。可惜了。”

因为存在这些分歧，因此，对于余天云的死，官方的表态非常的谨慎。到目前为止，关于余天云的评价有两次，一次是《红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一次是《解放军报》，两者都将死因简单的说成是“溺水”而亡。

《红四方面军烈士名录》是这样记载的：“余天云，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6年生，农民出身，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红十一、红一、红四军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1932年，任红四军12师36团团长。参加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四次反“围剿”作战。同年12月，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率部参加反三路围攻。1933年7月，任红三十军军长。参加三次进攻战役和反六路围攻作战。1935年4月，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后，开始长征。5月，参加上门战役。7月，调任红三十一军军长。同年冬，在川康边地区参加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不久，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高级指挥科科长。1936年4月，于四川丹巴渡河时，溺水牺牲。”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解放军报》2006年8月31日，专门刊发了题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余天云》的文章。对余天云的死因是这样描述的：“……4月随部队转移途中，于西康省丹巴县(今属四川省)渡河时不幸溺水牺牲，时年30岁。”

不管是死于何种原因，历史终给了余天云一个公正的评价，把他称为我“红军时期的高级指挥员”，这个应当是客观的、公允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